这些《宪法》所确认的法律制度包含了以下方面的内容：共产党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

有些地方的防疫工作出现了简单粗暴一刀切现象，如强制封门、挖沟断路、散布患者隐私、任意隔离非病毒携带者等缺乏法律根据的做法，不仅不能有效防控疫情，反而会激化矛盾，造成并扩大不应有的损失。在不具有人传人可能或具备人传人可能的情况下，其阻断方法显然有所不同。

有多种措施可供选择的，应当选择有利于最大程度地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权益的措施。在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过程中，必须在确定特定传染病的性质、传播途径和有效药物的科学基础上对法律规定的各种手段进行选择。强制措施必须以能够有效阻断病毒传播为界限。一、必须以控制疫情和保障公众健康为目的，严守人民健康为中心的立场 应急管理时期，不同于常态下的治理，需要集中和扩大政府公权力，消减公民私权利，以维护社会公共利益。尽管突发事件不像宪法性法律规定的紧急状态那样危急，但与日常行政管理秩序相比，这种行政应急状态仍然要在某种程度上消减公民权利。

对于公民人身自由权、财产权和生命健康权等基本权利的限制只能由全国人大通过的国家法律予以限制，而不能由行政法规等下位法规和规章予以限制。而公共权力的扩大又可能会造成公权力行使的过度或任意。至于认定为何种病毒、何种传染病、是否属于目录里的甲类、乙类、丙类、是否该由何种机关来认定以及原因等，均先不用在预警范围内做更多研讨。

2. 考虑到传染病的预警也需要有一定的权威发布信息，传染病也不是象火灾那样可以直观的确认，也不是可以随意拉响警报，建议预警环节可以和传染病的报告、通报和公布一样，放在县级及县级以下政府，并根据属地管辖范围进行预警发布。[4] 那么，这种法律规定本身是否值得反思和是否合理呢？这就是本文需要重点探讨的地方了。（五）传染病预防、疫点疫区现场控制，应急设施、设备、救治药品和医疗器械以及其他物资和技术的储备与调用。第2、3两点又从实质上进行了有力的辩解。

毗邻的以及相关的地方人民政府卫生行政部门，应当及时互相通报本行政区域的传染病疫情以及监测、预警的相关信息。前面这个披露的不及时，这一点大家要理解。

社区居民有权在第一时间获取到所在居住区域的疫情预警信息。1月9日专家组确定病原体为新型冠状病毒。由此，我们需要思考的问题就是，如何在下一场可能发生的新型病毒袭击中生存下来，其中的法律又该如何完善，并起到应有的、更高效、更好的社会作用和效果。（第35条） 动物防疫机构和疾病预防控制机构，应当及时互相通报动物间和人间发生的人畜共患传染病疫情以及相关信息。

国务院可以决定并宣布跨省、自治区、直辖市的疫区。如果在没有修改相关预警、信息报告通报和公布条款时，传染病控制相关条款也就仍会受到一定制约，从而需要重新探讨其他修改举措了。所在区域的居民和新闻媒体有权获取疫情信息、监测、预警信息。地方人民政府和疾病预防控制机构接到国务院卫生行政部门或者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发出的传染病预警后，应当按照传染病预防、控制预案，采取相应的预防、控制措施。

中国人民解放军卫生主管部门发现传染病疫情时，应当向国务院卫生行政部门通报。从现有法律角度来看，市长所言依据现有法律的确不无道理。

医疗机构应当确定专门的部门或者人员，承担传染病疫情报告、本单位的传染病预防、控制以及责任区域内的传染病预防工作这个新闻对日本社会冲击很大。

来源：文汇报 记者：李念 进入 季卫东 的专栏 进入专题： 新冠肺炎 风险社会 。然后政府会有相应措施跟上，如事先注射疫苗。社会自治组织的作用也不容忽视，强力执法中要注意平衡 文汇报：您主攻法社会学，重大的疫情是否会促进一个国家法制的超常规加强，或者说化危为机？ 季卫东：瘟疫导致了西罗马帝国的衰亡，14世纪蔓延欧洲的黑死病让欧洲消失了三分之二的人口，因此重大疫情很可能引起社会系统的崩溃。风险社会的风险防控要突出社会信任系统、专家权威的建设 文汇报：您近年来一直在研究风险社会及法律的关系，印象中，以往在提及风险社会时，比较多地聚焦在网络领域事件。其次，可以阻止社会中乘机牟利的非法行为，比如哄抬口罩、药品、食物等的物价，还有瞒报疫情、拒绝隔离等现象。但更多的人认为中国的果断对策是正确的、有效的，别国也应效仿。

我从上海同行中得知，上海采取了口罩排号方案，都是很有效的措施。一般每年的季节性流感到来前，政府都会在政府网站、医疗机构公告、电视以及报刊进行预告。

别的方面姑且存而不论，在疫情防控方面尽早让大家获得相关信息、各自采取预防措施是完全必要的。而就在一个多月前的2019年12月24日，第八次中日韩领导人会议在四川成都举行，韩国总统文在寅、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出席会议。

我们不能反复支付高昂的学费，应该汲取教训，填补漏洞。这些高度透明化的信息传播，使得大家都很冷静。

拿疫情来说，科学家只考虑传染防控，但还要进行经济、社会等全方位的考量，因此，这个中间就要加强沟通。包括医学专家在内有一部分人认为中国的新冠病肺炎造成的死亡率低于流感造成的死亡率，采取的防控措施是否有点过于严苛。我觉得日本在防和治方面一些做法和制度值得中国借鉴。为了问责就必须加强风险沟通，主要是决策者与受决策影响者之间的沟通。

因为日本每年的花粉感染率比较高，需要口罩防御，另外，日本文化里，认为得病就会麻烦别人，所以得了感冒都会戴起口罩。决策者与受决策者的反应常常很不相同，考量也不同。

疫苗一般在中小诊所和私人医院都备有，不需要到大医院去排队注射。.jpeg 2019年12月24日，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与韩国总统文在寅、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共同出席第八次中日韩领导人会议 季卫东：去年中日韩三国的经济总量加起来已经超过美国了，而中日韩三方会议的召开又发出地区合作的利好消息。

没有信息，就会产生恐慌、手足失措。从法律上来讲，医患之间存在特殊的权力关系。

中国的疫情防控还在进行中，疫情势必会对东亚地区经济合作带来影响。从武汉封城之日起，日本各界和友好城市就纷纷表示慰问和支援，仅捐赠口罩就达一百三十万只，期间也有日本朋友问我是否需要口罩。日本上下对中国疫情感同身受，总体友好和关注 文汇报：很多信息都显示，日本民众对此次中国人民遭受的新冠病毒肺炎感同身受，1月下旬许多药妆店就有问候标语、出售口罩，医学界也有迅疾的科研合作，截至2月6日中午，因为钻石公主号邮轮确诊已经有20人，所以，总确诊人数已经超过40人，居海外最多人数。没有知情权，就无法问责，无法通过责任来预防风险。

日本在1960年代以前的公共卫生习惯也不敢恭维，例如铁道两侧会扔掉很多垃圾。政府有关部门已经对搭乘日本邮轮的非本国公民都采取了严禁上岸的措施。

这对东亚无疑是很大的利好，7月在东京还将举办奥运会。此后的举措以及舆情如何发展，还有待观察。

同时以立法方式建立医疗分配法规、疫苗注射法规。中国关联立法比较健全，关键是执法要大幅提高，制度短板要弥补 文汇报：2月5日下午，中央全面依法治国委员会开会强调要全面提高依法防控、依法治理能力，为疫情防控工作提供法治保障。